天源国际沈建光：大选之后的匈牙利能否维持中国投资欧盟的门户

2026年4月12日，马扎尔领导的蒂萨党获得了议会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结束了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长达16年的执政期。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过渡改变了匈牙利及欧盟的发展轨迹。在即将卸任的政府治下，匈牙利频繁行使否决权，对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形成制约，并对扩员、移民以及监管和税收改革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如此，欧尔班利用其独立立场为本国谋取利益，为中国投资提供了监管确定性，使匈牙利吸引了中国对欧元区“新三样”直接投资总额的近一半。

蒂萨党的崛起主要反映了选民对寻租政治、腐败认知及裙带关系的抗拒。意识形态从右向左的根本转变属于次要因素。因此，新政府面临一项微妙的任务：既要获取18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又要保留至关重要的中国投资，同时需应对日益严格的欧洲监管审查。初步迹象表明，新政府将采取审慎态度，维持对中国投资的友好立场，同时适度收紧此前的高效审批流程。

匈牙利的经济与制度困境

蒂萨党在4月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其内涵比69.3%的席位占比所暗示的更为狭窄。该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众对根深蒂固的政府寻租及多年宏观经济表现不佳的失望情绪。意识形态从右翼向左翼的摇摆是次要原因。蒂萨党本身是一个中右翼政党，脱胎于青民盟的政治基因，两者在大多数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保持着较高的相似度。两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国家运转的定位上。蒂萨党主张维护法治、司法独立，并重新与欧洲机构保持一致；相比之下，后期的青民盟削弱了制度制衡，在外交上向俄罗斯靠拢。十多年来，青民盟通过一个由政治盟友组成的封闭网络引导公共资本和欧盟结构性基金，这种裙带关系拖累了全要素生产率，排挤了高效的私营企业。匈牙利在清廉印象指数中的排名印证了这一衰退，从2012年的全球第46位降至2024年的第76位，连续四年在欧盟垫底。

政府寻租削弱了长期竞争力，同时严峻的宏观经济困境加剧了青民盟政府面临的压力。青民盟政府在2022年大选前实施了相当于GDP约15%的财政刺激措施，通过加薪和现金转移支付来确保连任。当这种国内财政扩张与全球能源冲击相遇时，政府实施了反生产力的价格上限机制，迫使零售商提高未限价商品的利润率。在财政超支的压力下，匈牙利福林出现贬值，推高了进口成本。因此，匈牙利的通胀率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到了25.4%的高位，大幅超过欧元区平均水平及其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捷克）。匈牙利央行被迫进入紧缩的货币周期，限制了国内信贷扩张。

实际GDP增长趋于停滞，2024年和2025年的平均增幅仅为0，与同类型经济体形成显著差异。尽管由于国家主导的支出和外国基建投资，名义失业率在表面上保持在3.3%~4.5%的较低水平，但自2020年以来高达50%的累计价格涨幅严重削弱了实际购买力。

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使劳动力市场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同时，大幅缩水的实际工资将大部分通胀损失进行了社会化分摊。尽管如此，即将卸任的总理欧尔班试图在2026年重演同样的财政扩张，推出了耗资相当于GDP2.2%的福利计划。最终选民意识到了这一策略，并在投票中拒绝了他的政党。

匈牙利作为中国在欧洲的关键枢纽

匈牙利的政治更迭将对中国对欧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匈牙利一直是中国资本融入欧盟工业基础的最大门户，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电池和清洁能源领域。2020~2024年间，中国企业承诺在匈牙利进行117亿欧元的投资，大幅超过同期在法国承诺的35亿欧元、西班牙的25亿欧元和德国的18亿欧元。这主要得益于前政府设立的“国家经济优先项目”机制，该机制允许简化审批流程，规避了部分欧盟相关机构的审查。

欧尔班有意构筑了这一地位。他将宁德时代在德布勒森耗资73亿欧元的电池生产设施（旨在为宝马、Stellantis和大众制造锂离子电池），以及比亚迪在塞格德投资约20亿欧元的乘用车组装厂，均列为“国家经济优先项目”。这一法律认定规避了市政区划、环境审查和欧盟层面的监管。部分交易还在与中国签署的双边政府间条约的保护下被进一步隔离，免受标准监管的约束。

为匈牙利收回180亿欧元资金

马扎尔的首要目标是解冻约180亿欧元的欧盟凝聚基金及恢复与韧性机制资金，这笔资金因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底启动的法治条件机制而被冻结。另外20亿欧元曾属于同一资金包，但由于欧尔班政府未能及时达到欧盟委员会设定的制度性基准，该部分资金已被永久取消。剩余的180亿欧元数额庞大，超过了匈牙利中央政府年度预算的25%。要获取这笔资金，必须完成以基础性民主改革为核心的27项严格的“超级里程碑”，其中包括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恢复司法独立以及对公共采购进行审计。

欧盟并未将取消中国电池工厂作为拨付这些资金的先决条件。针对工业用地的加速审批和国家优先认定在整个欧洲属于惯例操作。匈牙利项目的具体脆弱性在于，欧尔班对特定项目赋予了近乎绝对的豁免权。具体而言，“国家经济优先项目”利用保密的双边条约绕过了欧盟的标准监管机制，缩减了环境影响评价，在工业资源消耗方面触及了《欧盟水框架指令》的合规边界，并使国家援助的分配免受竞争性审查。因此，为符合欧盟的反腐败基准，马扎尔政府或需对这一认定机制进行实质性修改，取消其绝对豁免权。

欧洲日益趋严的监管框架

与布鲁塞尔保持一致，意味着正在运营及计划中的中国投资将面临一个在过去五年中明显收紧且仍在持续强化的欧洲监管环境。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措施已于近期生效或正在立法程序中推进。有三项法案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FSR，2022年）允许委员会对国家支持的金融扭曲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罚，要求接受低于市场融资的中国企业进行强制申报，并可能对其施加补救条件。

第二，于2026年2月最终敲定的修订版《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强制要求对关键技术进行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在欧尔班治下，匈牙利缺乏实质性的审查机制。现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涵盖电池、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关键原材料的审查流程。

第三，2026年的《工业加速法案》（IAA）草案可能会为中国的直接投资设置新的障碍。该立法草案于2026年3月提出，针对由外国主导且单一第三国占据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的产业。尽管该法案目前正在布鲁塞尔的“三方会谈”流程中审议且条款可能会被淡化，但其核心机制旨在为公共采购设定严格的本地化率门槛，并施压外国实体放弃全资子公司模式，转向成立合资企业和进行技术转让。

尽管存在上述监管阻碍，主要的中国投资项目已具备强大的推进惯性，投资逆转的可能性极低。宁德时代耗资73亿欧元的德布勒森综合基地已经完成了实体建设，该项目规划最终达到100GWh的年产能，项目第一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试运行，并计划于2026年第三季度扩大规模化生产。同样，比亚迪耗资20亿欧元的塞格德组装厂也已接近完工，该厂已于2026年初启动试运营，预计将在第二季度开始全面的商业化生产。叫停这些项目将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这些项目可能会面临环境审计，未来的任何投资计划都将触发更为严苛的欧洲合规要求。最关键的是，新一届政府必须决定是继续履行还是重新谈判欧尔班与北京签署的双边条约。

欧洲对华战略考量的演变

匈牙利的转型发生在大范围的欧洲战略调整背景之下，这可能会缓解中国企业所受的冲击。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已出现实质性恶化。美国在格陵兰岛的战略意图、与伊朗的冲突、一再威胁退出北约的举动，以及不可预测的美国关税机制，已经汇聚成一股单一且不断强化的压力。布鲁塞尔在逐一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将当前视作战略维稳的关键时刻。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加剧了这一压力，推高了能源价格，并提醒各国首都外部冲击波及欧洲经济的速度极快。

作为回应，欧洲各国政府已开始将政策导向转向工业主权的根基：再工业化、能源韧性，以及降低对跨大西洋波动敞口的供应链体系。中国在电气化领域的投资构成了该计划的支柱。向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转型越来越反映出一种能源安全考量，这是一种减少对进口碳氢化合物依赖并缓冲近年来供应链中断对经济冲击的手段。

目前没有哪家欧洲制造商能以宁德时代的规模或成本生产电池，也没有哪家能以比亚迪的价格和质量生产电动汽车，单靠培育本土龙头企业来缩小这一差距，所需的时间是欧洲无法负担的。基于这些考量，中国资本带来的竞争压力已相对减弱。

匈牙利能否平衡双重重担

马扎尔释放的早期信号表明，他打算谨慎地把握平衡。在4月14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将“审查”中国投资。其审查目的旨在确保合规，规避关闭或阻止这些投资项目的落地。他表达了前往北京访问及接待中国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发出信号，表示匈牙利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前提是遵循欧洲的标准。他希望匈牙利本土企业能成为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的合作伙伴，深度参与价值链体系，超越单纯承接外资运营的定位。

即使重大项目不再享有绝对的监管豁免权，匈牙利仍能向中国制造商提供低于西欧的劳动力成本。这里不仅拥有以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为核心的现有中国供应商产业集群，而且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德国汽车制造商，并具备受过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培训的成熟劳动力体系。即使在《外国补贴条例》《工业加速法案》和强制性外商直接投资审查的全面压力下，这些优势依然存在。合规负担的增加推高了成本，但选址逻辑的基础条件依旧成立。

真正的考验在于，匈牙利能否在满足布鲁塞尔法治和监管要求、解锁被冻结的180亿欧元资金、重建制度公信力的同时，保持足够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以确保中国资本的持续流入。匈牙利的“新三样”工业基地在物理层面已经建成：德布勒森拥有100GWh的电池产能，塞格德的整车组装线正在崛起，围绕这两地的供应商生态系统也在不断深化。马扎尔的任务是将这一基础设施纳入欧洲规则体系。同时，他必须维系吸引这些投资的成本优势。如果他能取得成功，匈牙利将成为欧盟在制度监督下整合中国工业资本的最具指标意义的测试案例。

（沈建光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博嘉乐系京东集团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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